被余华英拐卖的17个孩子，和那些停在原地的家庭

余华英拐卖案中那些停在原地的家庭

那些寻子的父母们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人贩子余华英已经被判死刑。被拐的孩子们都找回来了。重逢只是生活真正的起点，如何认亲、理解亲人、适应回归的亲情，如何安顿好思念、怨恨、错位的理解，同等重要，而这也远比想象的更艰难。

从11人增加到17人

在自己寻子账号的粉丝列表中，卿素华发现了被拐26年的儿子。

2023年，人贩子余华英被捕后近一年，生活在云南的卿素华了解到，余华英拐卖案中，有多名云南儿童被拐卖到河北邯郸。她怀疑，儿子李聪也被拐卖到了那里。于是，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子信息时，针对性地往邯郸投送。

今年1月16日，卿素华发现粉丝列表中有一个账号IP地址在河北。她点开头像，觉得人很像李聪。卿素华连忙叫丈夫来看，丈夫也觉得有点像，而且觉得那个人的女儿「真像我们家的孩子」。过去20多年的寻亲经验告诉夫妻二人，这可能是错觉和巧合，还是稳妥一点，不要打扰对方。卿素华当时只是把视频收藏了起来。

没过多久，这位粉丝的岳父给卿素华夫妇发来消息，称自己的女婿可能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李聪，又发来了几张女婿儿时的相片，卿素华觉得，这次应该可以完全确认了。

后来，大理市公安局下达一份鉴定意见通知书，卿素华夫妇的指尖血样DNA检验结果显示，他们的DNA与邯郸一男子的结果吻合，这个人正是粉丝列表中的李聪。

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决遗漏了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11人增加到17人，并追加起诉她牵涉的4起拐卖儿童的案件。

李聪被拐案正是此次追加起诉的4起案件之一。根据媒体透露的庭审记录，2002年，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从云南大理下关四中旁的一间小卖部将李聪带走，交给了她。随后，她乘坐火车，将李聪带到了河北省邯郸市贩卖。

「我的孩子是个人，你怎么能把他当成商品一样去牟利，拿出去贩卖呢？」卿素华说。

2024年10月25日上午，重审一审判决，罗兴珍也来到了法院，作为被害人之一，罗兴珍的诉求仍是希望余华英被判死刑。1996年，一双儿女被拐走后，生活在贵阳的罗兴珍守着自己的修鞋摊27年，就是等孩子们有一天能找回来。这些年寻亲的过程中，罗兴珍边打工边找寻孩子，花费了50多万元，但她只请求获得20万元的经济损失赔偿。

比金钱更重要的，罗兴珍想听到余华英坦白并承认自己的全部罪行，她想要知道真相。罗兴珍对媒体表示，「余华英应该把自己拐卖的所有孩子都交代出来，人家才知道他们的小娃子在哪个地方。」

重审宣判的那天，杨妞花站在法庭外，对记者说，今天，有更多的受害家庭来到了现场，他们彼此互为支撑，会一起进入庭审，指认余华英。但早在去年一审的时候，只有杨妞花1名受害人出庭。

杨妞花是余华英案当年的受害儿童之一。在邯郸的农村，杨妞花曾叫李素燕，「南方野兔子」是她童年的外号，村里的小孩觉得她的眼睛很大，像兔子，外号的画外音是——「你不过是被南方父母抛弃的小孩。」

2012年，22岁的杨妞花开始在寻亲网站登记，去公安部门采血。但关于亲生父母、姐姐的消息，她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转机发生在2021年3月，杨妞花开始在互联网寻亲。随着热度越来越高，一个多月后，她的堂妹刷到这些视频，把姐姐杨桑英的联系方式推了过来。二人开始核对记忆里的细节，都对得上，当时就确定已经找到家人。姐妹二人在贵州相认，给爸妈上坟那天，杨妞花看着四处的杂草、冰冷的坟墓，下定决心要抓到人贩子，给父母报仇。

回到邯郸，杨妞花找到了当年给余华英提供落脚点的王国付，恳求他为自己作证，但对方不肯，杨妞花希望，90多岁的他能在人生将要走到终点时认清自己的错误。她告诉王国付，「你今年90多岁，你比我妈妈多活了60年。」最终在多次的恳请下，王国付答应出来作证。

随后，杨妞花就开始积极参与这起案件的立案、调查以及庭审，最终贵阳警方成功立案。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重审所涉及的6名受害儿童并非余华英主动交代，而是公安部门在一审后逐步摸排、侦查出来的，把扎实的证据摆在余华英面前，她没有退路，才点头承认的。

杨妞花说，在法庭上，余华英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一向闪躲，试图狡辩为自己开脱——面对所有有利于她的证据，她全部都可以清楚地讲出来，甚至当庭反驳。但只要对她不利的，她就会说自己曾经被车撞过，失忆了。由于和她一起施行拐卖的情人如今已不在人世，余华英会把罪责推脱到对方身上，「我当年年少不懂事」、「当时我是被别人教唆」。

这意味着，余华英从未真心伏法、真心认错。而她在庭上的种种狡辩，对于受害者和他们的家长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曾经，杨妞花想过，如果余华英在法庭上能够坦白一点，提供一些更有用的线索，这样就算法庭判她无期或者死缓，自己不会提出抗诉，或许也不会「咬死」请求死刑。但最终余华英一次次的狡辩让她看到，她只想苟活，而非真正悔罪。

杨妞花坚定决心，余华英非死不可。

2024年10月，庭审结束杨妞花向记者讲述庭审经过图源视觉中国

「还是卖小孩赚钱」

宣判的那天，杨妞花向大众描述最多的一个场景就是——她和余华英对视了一眼，对方迅速低下了头，没再抬起。

讲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杨妞花微笑着，声音很有力。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余华英「整个人都蔫儿了」。而整个庭审，余华英佝偻着身体，像把自己叠了起来，双手在不停发抖。

这和余华英以往的表现都不一样，不久前，在重审开庭的时候，杨妞花曾和余华英对视过15秒，那时候，余华英扬起了下巴，双眼微眯，这个表情也被很多人形容为「阴鸷」。这让杨妞花确信，「她一定是想着当年怎么没弄死我。」

这次，杨妞花捕捉到了这些细微的动作差异，她觉得，余华英开始怕了。

判决还是下来了——2024年10月25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宣判，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还判决余华英民事赔偿各被害人三万元。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重审判决公布后，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余华英曾经居住的重庆市大足区茅里堡社区，这是她离开家乡后最初的落脚点。

余华英在村子里有两处房屋，一处是30多年前用煤渣灰盖的预制板房，在一个小山坡上，有三个房间，墙体多处开裂，地面满是塑料袋等杂物，村干部说这处房屋已经是危房。另一处则位于数百米外的公路旁边，是近几年才盖成的红砖房。

如今，这处新修的房屋由当地一名老人以5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余华英最后一次出现在村子里，是在2022年，曾有人看到她回来这里检查房屋，但当时没有人上去和她搭话。

在案件没有曝光之前，村民们记忆中的余华英不务正业，沉迷于打牌，经常不回家。得知判决结果后，一名亲戚沉默很久后说：「判了死刑是好事，免得再出来害人。」

来重庆定居之前，余华英曾在云南大理生活。根据她2004年写的一份自述材料，1963年12月，她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上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半岛都市报》曾在公开报道中提到，余华英称，「我的一生都在受苦」——8岁的时候，她刚读了两年书，母亲因病去世，她只好辍学务农，17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不完整的家庭让余华英一度处于亲情缺失的状态，也让她觉得「思想上更加痛苦，更加劳累」。

21岁时，她在云南大理游玩的时候与重庆大足籍的王加文相识，并追随男方来到了重庆，二人结婚。在大足，余华英重新办理了户籍，并在1987年生下了女儿王梅花（化名）。

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宽裕。王加文以挑担子外出补鞋为生，赚来的钱勉强果腹。茅里堡多位村民都曾表示，夫妻二人和亲戚鲜少往来，他们不勤劳也不安分，只种了一年庄稼就没再下过地，懒惰和贫穷在这个家里滋生了种种恶行，王加文会经常偷东西，比如偷彩电。

1992年，王加文在偷盗过程中被人告发，被警方控制。余华英和女儿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将女儿安置在亲戚家，自己来到大足县城，在一家面馆打工。

在这里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龚木匠」龚显良。当时，两人都各有家庭和孩子，但他们还是开始了同居生活，并于同年生下一个男孩。

男婴的降生让余华英和龚显良无力抚养，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私生子。余华英贩卖儿童，从自己的亲生骨肉开始。

据余华英后来的供述，当时，龚显良主动提出将男婴卖到邯郸，那里有朋友能够接手找到买家。如今，我们很难得知最初听到龚显良的提议时，作为母亲的余华英是什么样的心情，她有没有过犹豫。

但时隔近30年，余华英在一审时候表示，自己非但没有拒绝龚显良的提议，还跟随龚显良一起抱着孩子来到了邯郸，并见到了买家。对于亲生儿子的去向，余华英一无所知也没有追问，「当时人家来抱的时候，也不讲是哪里的，他们是什么家庭也没有讲。」

这场交易给余华英和龚显良带来了五千元报酬，那个时候，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100元左右。巨大的利益让二人一下子宽裕了起来。「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龚显良曾这样对余华英说。

被利用的女儿和被选中的熟人

她把儿子作为筹码，把女儿当做诱饵。

想要更准确地评价、审判余华英，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她对女儿的利用。根据检察官指控，余华英作案时，经常会带着年幼的女儿王梅花。这样可以降低被拐儿童和亲属的心理防备，为他们实施拐骗提供有利条件。

失去两个孩子之前，罗兴珍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都匀市。她的两个孩子胡华兰、胡华白就曾和王梅花是相识的玩伴。

1996年7月，罗兴珍在都匀市黑桥头摆修鞋摊，丈夫胡照周则在不远处的客车站附近开三轮拉客，一家五口租住在小河边（现都匀市西苑小区）的出租屋里。事发那天，胡照周提前回到家，找了一圈，没看到两个孩子，就赶紧来到罗兴珍的修鞋摊询问。

二人一起到客车站附近的一家录像厅里，找到平时喜欢看录像的大女儿。大女儿讲述，当天中午，「大姐姐」王梅花来家里玩，总是喊妹妹和弟弟去他们家。过了不久，大女儿出门给妈妈送饭，妹妹和弟弟应该就跟着王梅花去了余华英的出租屋。

二人带着大女儿赶紧找到余华英的出租屋。眼前的一幕是，屋子开着门，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屋子里的行李都没了，家里一片狼藉。

夫妻俩慌了，罗兴珍赶忙去公安局报警，胡照周则赶紧跑到都匀火车站和客车站，都没有看到两个孩子的踪迹。夜色降临，商店纷纷关了门，对罗兴珍和丈夫而言，希望之门彻底关上了。「完了，孩子找不到了！」夫妻俩瘫坐在街边，抱头痛哭。那一年，女儿华兰7岁，儿子华白5岁。

余华英和龚显良分工始终非常明确——龚显良负责找目标、找小孩、找中间人，余华英则负责带孩子，「小娃娃哭喊我哄」。一审中，余华英供述，他们把胡家姐弟带到了邯郸，通过一个名为「喜娘」的中间人，将姐姐华兰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村民。华白则被卖到了另一处人家，但具体的贩卖金额和下落，她并不知情。

梳理余华英参与的案件会发现，她和搭档很少会随机向路人、陌生的孩子下手，而是会精心挑选，对熟人、老乡的孩子下手。

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七名儿童，也是她拐卖的第一名女童。1995年冬天，余华英搬到杨妞花家隔壁，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家人的信任。那时小妞花刚学着织毛衣，整天拿着两根筷子求四姨帮自己削两根毛衣签子，四姨担心戳伤她，不肯帮她，余华英最后用一句「带你去买毛线签子」拐走了杨妞花。

杨妞花记得和余华英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后，就睡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火车站。余华英脱掉她的冬装，在垃圾堆捡了一套夏天的破衣服给她换上。

杨妞花也被卖到了邯郸。下火车后，5岁的小妞花就挨了第一顿打，她想上厕所，余华英便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她还没来得及，裤子就湿了。余华英一脚把她踹到垃圾堆里。当她踉跄着想要站起来时，对方又是一脚，如此反复多次。

杨妞花到邯郸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图源杨妞花

在这里，余华英带着她在村子了逛了十天，寻找买家。她有时候站在院子里给杨妞花洗头，直接用热水往杨妞花的头上浇，「烫得我满院子跳」。而余华英就在一旁斜着三角眼盯着她，恶狠狠的。

在这段时间里，余华英和村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男女关系。杨妞花则被安排站在寒冬里放哨：「只要人家老婆回来了，我就通风报信。」记忆里华北平原的冬季又干又冷，她站在不同的院子里浑身打颤，「一直找太阳，太阳挪一步我就跟一步」。

最终，余华英将她以2500元的价格通过中间人王国付卖给了一户人家，她告诉买家：孩子的父母太穷养不起，托自己给孩子找个家。

1993年至1996年，是余华英作案高峰期，她和龚显良一起从重庆、贵州等地拐卖了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根据一审判决书，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父母是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父母在街边补鞋。

余华英也辩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显良管着，「他是当家的」，自己并没有花过多少钱，也没有从拐卖中获利。2000年，两人因涉嫌拐卖儿童被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但余华英两个月后被释放。

2002年，余华英又开始与出狱的丈夫王加文搭档，拐卖儿童，卿素华一家也是「被选中的熟人」。

当时，卿素华一家在云南大理下关镇做小生意，因冬季户外寒冷，怕孩子的脸被风吹坏，白天他们将小李聪安置在亲戚家的小卖部，晚上再接回家。而王加文和余华英就住在小卖铺对面。

王加文出狱后，性格不改，经常在街头摆象棋残局行骗，没事就来小卖铺逗李聪，前后不到两个月，就跟孩子混熟了，李聪称王加文为「王伯伯」，卿素华记得，只要王加文招呼一下，不用拿零食引诱，李聪就会跟着他走。

出事那天，卿素华和丈夫叫李聪吃午饭，却发现儿子怎么都找不到。卿素华想到了王加文，她打电话给他，但对方一直关机。将近两个小时之后，王加文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让卿素华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和丈夫找孩子已经焦头烂额，但王加文「漫不经心的，还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聪被拐走的时候，云南正赶上冬天，天气极冷，大风呼啸。卿素华一家也停在了2002年的这个冬天，很多次，她都想着从洱海边跳下，痛苦是不是就了结了。

卿素华后来才意识到：「自从王加文走进小卖部看到李聪之后，孩子就已经成了他的猎物。」

余华英被捕后，2023年7月，长期下落不明的王加文也被云南警方控制。卿素华和丈夫一起指认，在20多张照片里，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王加文，20多年过去，他们始终记得这个人的长相，「他变老了，牙齿掉了，嘴巴瘪了，但轮廓还是没有变的。他的样子一直刻在我们脑海中，我们不敢把他忘记，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孩子，只是他不承认而已。」

以接近熟人为手段、再以女儿作诱饵，这样的拐卖过程让很多人为之愤怒。某种程度上，在余华英所牵涉的案件中，王梅花始终被利用、被算计，也是被忽略的受害者。

余华英被捕后，一共公开庭审了三次，她的女儿王梅花都没有到场。有记者找到了王梅花，如今她已经36岁，她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余华英的庭审，也不愿意再提及她拐卖儿童一事。

图源电影《灿烂的她》

煎熬的、遗憾的

孩子被拐后，他们的父母就永远留在了原地，未来的人生很难真正展开。

华白和华兰消失后，罗兴珍和胡照周鞋摊不摆了，也不再拉客了。两个人每天就徒步在城市里寻找，依旧没有孩子们的下落。

孩子被拐后的第三天，都匀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罗兴珍觉得，这不是一种偶然，「这是不是孩子在哭啊！」

当地民政局的一位办事员跟罗兴珍说，你的孩子、特别是二女儿应该有记忆了，你就在老地方摆摊，不要乱跑，孩子会来找你的。

从那时起，罗兴珍便没有离开过她的修鞋摊。几年前，都匀当地的记者走访了罗兴珍的鞋摊。就在平桥客运车站附近的街边，离她租住的房屋有5公里。鞋摊最显眼的就是一块红底的宣传板，上边印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写着华兰和华白失踪的信息，也记录着他们和父母一起短暂生活过的痕迹——一家人居住在一条30多米宽的大河边，孩子们经常叫爸爸骑车带他们出去玩，三姐弟关系好，会一起到汽车站看录像。罗兴珍在板子上印下了一句大标题「二十年了，华兰、华白，全家人等你们回家」。多年过去，寻子的宣传板因为褪色、破旧，已经换了好几块。

孩子在身边，父母总是满足的，生活总有一股蒸腾向上的热乎气儿。胡照周是退伍军人，他和罗兴珍的老家都在四川广安，1980年经人介绍后二人结为夫妻。1981年，因为家里穷，他们来到都匀谋生。那段时间「尽管经济不富裕，房子也是租来的，但是一家5口生活在一起，也同样有笑声」。罗兴珍回忆。

找孩子是一场耗费精力和财力、夹杂失望和希望的战斗。夫妻俩花了700元——那是当时家里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凑了点钱——在当地电视台打了7天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音讯。一直以来，罗兴珍和丈夫都过着极度拮据的生活。平时，罗兴珍花一两块钱就能解决一顿饭，狭窄的房间里堆满了她捡来的水瓶，她想「过几天卖了，换点钱，买点大米」。下雨的时候，罗兴珍也不收摊，在头上套一个塑料袋，披一块破雨伞布，穿上雨鞋，继续守着摊位。

两个孩子不知下落，他们少了生活的支撑。他们在每个团聚的节日都更厌恶分离，也更渴望重聚，「别人家炮竹声声，我们却在暗地流泪」。

思念至极的时候，罗兴珍会拿出仅有的几张照片，看一看，摸一摸。姐弟俩都有个大脑门儿，比较容易辨认。两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他们只拍过数量不多的几张照片，找孩子的过程磨损了一多半，留下的几张，罗兴珍一度保存得很完好，会小心收在信封里。

罗兴珍曾找大师算了一卦。算卦的那天，她拎了一只大公鸡，又给大师带了几百块钱，大师告诉她，孩子满16岁的时候就会自己找回来。

罗兴珍信了，也把这句话当成了生活下去的念想。可现实并没有走向玄学，甚至也没有让罗兴珍看到希望，她想过很多次，「孩子都应该比我高多了，可惜这么多年没见，不知道要是见到了他们，变化大不大？」

痛苦和恨意无处发泄，罗兴珍和丈夫只有一个目标——在人海中，捞回孩子。罗兴珍记得，20多年里，丈夫一共回来过五次。为了找到华兰和华白，胡照周开始流转不同的城市打工、攒钱。有记者曾经在珠海一个工地找到了他，他正和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在一处地下通道里装电缆。他将近60岁，上了年纪，很多工地都不愿意收他，白天有活儿就去打点工，没活儿的时候他就拿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在街上问。

更多时候，被拐家庭活在未知中，苦闷和煎熬是常事。2016年12月，贵州、广东公安机关重新为罗兴珍夫妻采集了血样，录入DNA数据库，希望早日能找到华兰和华白。

过去的日子，有人劝罗兴珍别再开鞋摊了，太辛苦。但罗兴珍每次都会想，自己要继续在鞋摊待下去——留下来，孩子还知道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我这对儿女会被卖到农村还是城市，不管他们被卖到哪里，我相信，他们长大后，一定会来找我们。所以，我哪里都不敢走，我一个人在都匀生活，一个人守摊，不管挣不挣钱，我都要在这个摊子面前等他们到来。如果我走了，他们来了，就找不到我了。」罗兴珍说。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寻子家庭都能熬过如此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岁月，最终等到归来的孩子。在等待之外，疾病和死亡往往比孩子来得更近、更早。

张荣仙的儿子王艳龙、王能能是第一对被余华英拐卖的兄弟。1994年，他们被余华英拐走后，张荣仙的丈夫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打击，曾两次跳河轻生。虽被好心人救起，却始终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只能频频借酒消愁，最终导致重疾卧床。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都匀的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附近玩耍时，余华英用一根冰棍拐走了肖正俊。此后20多年，夫妻俩辗转多地寻子，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们还将肖正俊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希望更多人关注到。但几年前，陈丙连的丈夫因病离世。

杨妞花丢失后，她的父母曾带着杨桑英、背着棉被整天睡在火车站找她。寻找数月无果之后，他们带着杨桑英回了老家。父母因无法承受女儿的丢失，度过了痛苦的四年——妈妈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妞花想吃什么呀？想要什么呀？」有时候，妈妈会在饭桌上给她摆上一双碗筷。

爸爸则开始整日酗酒，贵州老家的村里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家里人会买一头牛。小时候，爸爸带杨妞花去吃席，杨妞花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牛太小，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后来，她第一次见到骆驼，觉得比牛威武多了，又改口说：「给爸爸买个骆驼。」杨妞花丢了，爸爸喝酒后满地爬，边哭边喊：「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

1997年，杨妞花的父亲杨新民因长期酗酒胃出血去世。

杨桑英告诉杨妞花，「爸爸走的前一晚，将脑袋埋进被子里哭了很久。我在一旁哭着劝爸爸，『爸爸，你再坚持坚持。』可爸爸当时就是不看我。」次日，杨桑英和妈妈回家后就发现爸爸不行了，床边放着两瓶空掉的老鼠药。两年后，妈妈熊棉衣郁郁而终。

父母离世，杨桑英彻底成为孤儿，那一年，她不到12岁。姐妹二人重聚后，杨桑英曾直白地告诉杨妞花：「你爸妈死了，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妈也不会死。」

「已经没得亲情了」

2023年7月14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杨妞花姐妹俩均参加了庭审。杨妞花一直盯着余华英，并问她：「你还认识我吗？是我把你送到监狱里的，也是我把你告上法院的。」

一年前，警方找到余华英的时候，她正在重庆大足区的一间茶馆打麻将。在网络流传的监控截图中，那一天，余华英穿着一身粉色套装，染着酒红色头发，脖子上是一圈金项链。

经调查，余华英曾化名张芸，在2004年因拐卖2名儿童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经减刑后于2009年刑满释放，在那之后，她没有继续犯案。但她还是给12个家庭、17个孩子带去了终身无法磨灭的伤害。

余华英再次被捕，曾经被她和龚显良、王加文拐卖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线索。

警方通知卿素华找到李聪的那天，把他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了她。卿素华本来想直接打电话，但小儿子劝她还是先加微信，「突然打电话，担心人家心里面承受不住。」

卿素华小心翼翼地靠近李聪。她给李聪发消息，说我是妈妈，让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说我们可以平等讲话。李聪回复说，我知道，等一下我把孩子接回去，就给你打视频。

那天晚上，卿素华和李聪打了视频电话，聊了聊李聪小时候的事情，李聪把他的小学毕业照发过来，卿素华和丈夫很快就从50多个人里面把他认了出来。但时间久远，李聪对自己在云南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

认亲的那天，卿素华梳好自己的头发，久违地涂上了口红，她告诉自己要忍着、不能哭，「不想让儿子觉得自己丑。」今年2月，李聪回到家中住了几天，与卿素华还有丈夫团聚。在中秋节，李聪也给父母送来了当地的美食特产。

相聚的过程并不总是温馨顺利，在小心翼翼向彼此靠近的过程中，还有苦涩和遗憾。

根据庭审记录，2022年年末，都匀警方已经找到了华兰与华白的线索。罗兴珍说，华兰、华白都回来过一次，但分别待了一晚就走了。儿子华白一直没有做DNA鉴定。女儿华兰虽然做了DNA，但至今还没有与她相认。

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被找到的时候，华兰已经做了母亲，有两个孩子。几年前，她的养父去世，她照顾着80多岁的奶奶，压力很大。而华白一直生活在北京，养母瘫痪，养父在家照顾。孩子们都不好过，为了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罗兴珍和丈夫没有再给他们打过电话。两姐弟也一直没有见过面，「找到也是当没找到一样」，她知道，他们与两个孩子更像陌生人：「已经没得亲情了。」

如今，胡照周正在安徽合肥当保安，一个月一两千，「赚点回家的路费」。66岁的罗兴珍年初出了车祸，不得已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面对之后的日子，罗兴珍想，「在一天，过一天。」

苦痛已经筑底，就意味着回不到真正的圆满。在很多媒体的视频采访中，对于找到的孩子，罗兴珍没有丝毫喜悦，当下的她更悲观、更疑惑。「以前身体好赚点钱就去找孩子，现在找到孩子了，孩子回到家不认你，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没有生意了，又加上身体病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我怎么走到这步田地来了。」罗兴珍说。

余华英重审宣判不到一周，另一起引人注目的拐卖儿童案件也迎来了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组成合议庭，对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二审二次开庭审理。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年仅两岁半的儿子被呼富吉、唐立霞拐走。随后，郭刚堂踏上了24年的寻子之路，他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检察机关在厘清呼富吉、唐立霞二人罪责的同时，也重申了儿童拐卖给受害家庭造成的亲情裂痕难以弥合——「最后虽然将孩子找回，5个孩子当中，4个孩子都自幼在收养家庭长大，在收养家庭学习、工作、生活，与收养人建立起亲子感情，而与亲生父母除了血缘没有任何感情可言。这种残酷的现实，是4个家庭毕生难以弥补的痛苦和遗憾。」

重逢只是生活真正的起点。有学者曾经分析过，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的亲子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创伤，这种结构性创伤会严重影响被拐卖儿童的正常社会化，使得被他们的心灵蒙上阴影，甚至造成被拐卖儿童出现某些更严重的危机，如性格孤僻、行为反常、精神失控、离家出走等等，进而导致这些家庭的亲子关系破裂。

如何修复这种结构性创伤，如何改善和调试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如何使被拐卖儿童尽快步入正常的社会化轨道。如何认亲、理解亲人、适应回归的亲情，如何安顿好思念、怨恨、错位的理解，同等重要，也远比想象得更艰难。

就在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开庭的前一天，李聪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对此，卿素华觉得幸福。和李聪相认后，卿素华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名称改成了「寻子成功（李聪妈）」，她不再发寻子的视频，而是开始声讨购买李聪的买家，她写道：「你和李聪每天生活在一起，你如何面对他，你能真心带他？」

她坦言，自己从没想过要去邯郸，那里有自己挂念的儿子，也有无止境的伤痛，她觉得，「去到买家那里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

她的期许很简单，「找到孩子，知道他过得好，过得幸福就可以了。」

图源电影《宝贝回家》